前言

中國式現代化與高質量的城市化息息相關，

同時也伴隨著城市發展觀的革新。

為什么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統一大市場城市群與都市圈的作用是什么？

消費中心城市與產業政策調整又有何關聯？

交大安泰陸銘教授，帶來重磅體驗課堂，

帶你從大國發展與轉型視角看中國式現代化，

一同發現中國城市的向心力！

9月23日 交大安泰MBA體驗課堂

時間

2023年9月23日（周六）

13:30-17:00

活動地點

華山路1954號

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

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A300

主講人

陸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教育部長江學者、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活動內容

13:30-14:00

現場簽到

14:00-14:30

MBA項目介紹

14:30-16:00

體驗課堂：陸銘

《向心城市與中國式現代化》

16:00-16:30

招生政策詳解

16:30-17:00

答疑與交流

識別二維碼，預約參加

*本次活動為安泰MBA面向考生的招生活動

? 教授簡介 ?

陸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上海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曾作為富布萊特學者工作于美國哈佛大學和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作為兼職（客座）研究員受聘于復旦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東北財經大學等國內外高校。曾擔任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咨詢專家。學術暢銷書《大國大城》的作者。擔任《經濟學（季刊）》副主編，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出版社)編輯和《世界經濟》等期刊編委。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城鄉和區域經濟發展、勞動經濟學。近年來的研究主要是對城市和區域發展政策進行評估，并為城市可持續發展，促進國內市場一體化和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來自空間政治經濟學的戰略思考。

05.30 星期二

結合這些研究與觀察，我認為“強城”就是有競爭力，有帶動力，有可持續性的城市，和當前強調的高質量發展相呼應。

2022年四大一線城市人口常住人口數據發布后引發強烈關注。當前，我國人口“一老一小”問題亟待解決，如何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優化人口發展戰略是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也強調：“人口發展是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必須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這其中，作為承載我國超六成人口的城市，如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城市建設與評價維度如何進一步豐富和優化？新的發展趨勢下城市與周邊、都市圈核心城市與外圍城市、城市群與城市群之間如何做好協同聯動？

近期，陸銘和陳憲等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學者帶領的研究團隊提出一種新思路：強城時代，即打造有競爭力，有帶動力，有可持續性的城市。

陸銘團隊認為，中國現階段的“強城”主要包括9座：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南京、杭州、寧波、蘇州、無錫；此外，還有幾乎同樣數量的“準強城”。此外，還需要特別注意其中的地級市，如蘇州、無錫、佛山、南通以及東莞和常州，都分別處在一個同城化的都市圈中。

從“大城”到“強城”，背后是我國不斷促進資源有效配置、暢通國內大循環、建設統一大市場的直觀體現。

近日，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接受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專訪。他認為，對GDP和稅收的激勵側重，是中國地方經濟傳統發展模式的顯著特征，傳導至區域規劃層面則體現為強調投資與土地城市化。這一方面有力推動了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另一方面也導致部分地方過度追求城市擴張，甚至采取市場分割、重復建設等措施，導致債務壓力過重等問題。

“相較于‘大城’，‘強城’則和當前強調的高質量發展相呼應。”陸銘解釋道，當現代化程度提高后，規模經濟延長了產業鏈，上下游產業關系體現為城市間的輻射、帶動與聯動作用，城市之間會形成某種特定分工，核心大城市更多發展現代服務業，實際上也服務于自身與周邊中小城市的制造業。

由“大城”向“強城”

南方財經全媒體（以下簡稱“南方財經”）：相較于你曾提出的“大國大城”概念，當下應如何理解“強城”的含義？

陸銘：從“大城”到“強城”，背后是時代因素在推動，要理解“強城”，首先需要解釋“大城”在發展中出現了哪些問題。

首先，是城市之“大”不同維度的失調問題。當前對城市之“大”的理解，可能包含人口多，城市面積大等維度，從這一視角出發，當前中國的情況是城市面積擴張得很快，但城市人口增長的步伐未能跟上，也就是所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問題。

其次，是城市之“大”的空間分布問題。當前大城市的擴張速率是齊步走還是存在差異化？我們認為出現了兩類典型問題，一是可以更大的城市受到了限制，例如上海、北京、深圳；二是城市體量沒有進一步擴張的潛力，但盲目進行新城建設，工業園區建設，超出了城市區位和自然條件決定的發展潛力。

建設統一大市場就要暢通國內大循環，暢通國內大循環就要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這是國家戰略。在各個地方以稅收、GDP為主要發展導向的背景下，當前城市發展存在每個地方“片面貪大”的情況，這一做法需要得到扭轉。

“強城指數”的核心想法，是過去研究城市發展，主要是看經濟體量、面積、人口這些大指標，當引入高質量發展的理念后，是否有一些其他的維度需要納入，例如經濟發展質量、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創新能力。這些指標不一定“大”，但它們代表了城市的競爭力和發展可持續性。

中國大城強城指數指標體系

（圖表來源：《強城時代》）

客觀而言，城市之“大”確實有利于部分指標的數據表現，對應的經濟學原理就是規模效益，城市運營成本被攤薄，人口集聚也能促進產業和消費市場的規模效益形成，促進人才集聚。

在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因為很多發展資源由政府控制，城市“做大”有多種途徑可以實現，但盲目加大城市土地開發，搞借債投資建設的“大城”不一定具有可持續的競爭力，甚至可能導致地方政府產生過度投資沖動，引起債務壓力過重等一系列問題。“強城”的“強”代表了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以及對城市周邊的發展帶動作用。結合這些研究與觀察，我認為“強城”就是有競爭力，有帶動力，有可持續性的城市，和當前強調的高質量發展相呼應。

南方財經：此次你們推出了中國大城強城指數、制造業景氣先行指數和資本市場活力指數三大指數。和其他反映城市發展的指數產品相比，三大指數有何區別？未來將如何對相關指數體系做進一步探索？

陸銘：本次發布的指數可以和聚焦GDP的指數形成互補，作為城市發展質量層面的參考，也希望指數的發布能夠產生社會效應，讓大家關注城市發展模式中那些后遺癥或不可持續性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對城市之“強”的理解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例如中國社會傳統發展觀念中會認為生產和消費是對立的，重視其中一方就必然會忽視另一方面。但我的新認識是：生產即消費，消費品質的提升和消費服務業的發展，本身就有利于提高城市勞動生產力。

其一是家政、網約車、快遞等基于消費的服務產業發展本身就有利于解放勞動生產率；其二是咖啡館等第三空間消費極大促進了人們的交流和創新的產生；其三是城市消費環境、生活品質的優化能夠吸引人才，為城市提供持續創新力；此外，受限于客觀條件，部分城市可能在總量層面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但是在有特色的先進制造業、宜居度、生活質量等層面有獨特優勢。未來，我們也會將消費力、生活質量等維度納入指標體系中。

構建新城市格局

南方財經：你曾指出，中心城市發展體量更大，有利于發揮對外圍的聯動作用，隨著城市發展從“大城”向“強城”轉變，這種聯動作用是否也將隨之變化？

陸銘：城市與城市間存在長期的競爭合作關系。當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不高、經濟規模不夠強、產業鏈不夠長時，城市間的競爭關系大于合作關系，低端產業的產業鏈短、附加值低，城市間的競爭接近于零和博弈，互相挖產業是常態也難以避免；當現代化程度提高后，現代產業的規模經濟延長了產業鏈，產業鏈的上下游關系就會體現為城市間的輻射、帶動與聯動作用。

具體而言，城市之間會形成某種特定分工，比如核心大城市發展現代服務業，實際上也服務于自身及周邊中小城市的制造業。例如，上海的生物醫藥、機器人研發，生產實體可能落在蘇州或常州，在數實融合的發展思路下，一些在大城市集聚的基于大數據的生產服務型企業，輻射范圍涵蓋長三角乃至全國。

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社會存在一種片面理解，即大城市會虹吸周邊中小城市的資源，剝奪其發展機會。這其中存在兩個認識誤區：

一是如果只單純將城市視為特定的行政建制區劃，對區域邊界外必然會表現為虹吸現象，但如果將大城市視為一個都市圈的核心地帶，所謂虹吸實際上是大城市成長為都市圈過程中，郊區也受到了中心城區的帶動，整個都市圈形成了區域經濟的增長極，發揮了區域輻射帶動作用。我們的調研顯示，一個現代大城市對外圍制造業的輻射帶動作用范圍集中在100公里左右的半徑以內，這是客觀的經濟規律結果，對于省域內經濟的集聚發展既不需要盲目抑制，也不需要刻意扶持。

二是部分省份和區域是否適合扶持第二中心要結合地方發展的實際需求。中國具有雙中心的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沿海省份，其中一個是省會，另一個是大港口。中部的省份例如安徽，省會合肥具備產業集聚能力但并不臨江，因此臨江的蕪湖發展成為第二中心具備現實必要性。而在其他的中西部省份，省會本身就是具備行政和經濟功能的大城市，也是省內自然地理條件最好的地區，這時，是否需要通過行政力量打造第二中心還需結合城市發展規律判定。

城市群內部（或者說省域范圍內）較外圍的地區，需重點關注兩個維度：一是與中心城市的距離，遠離中心城市的地區不宜貪大；二是自身的特色產業，要加強競爭力，從而與中心城市間構成分工協作、優勢互補、梯度發展的功能格局。

南方財經：你也提到，從行政區劃角度理解，都市圈發展會表現出“虹吸”現象，其中的一個關鍵在于區域的財稅劃分，你認為可從哪些方面著手解決？

陸銘： 財稅層面，我認為有三方面問題需要解決。首先，當前的經濟發展已經以都市圈為單位，但財稅依然以市和區為劃分，這必然會導致市與市、區與區之間的同質化競爭；其次，我國以增值稅為主的稅制結構與發達國家相比，重生產而輕消費輕服務，這固然部分是因為服務業企業規模小、隱藏稅收難度低、征稅難，但也導致城市發展過于注重GDP和投資；而服務業往往帶來大量外來從業人口，導致政府缺乏足夠動力發展服務業，并為增長的人口提供公共服務。

要解決以上這些問題，一是在行政層面，要考慮建立跨行政區的協調機制。在解決都市圈問題時，要改變現行的市級行政區劃，形成新的都市圈行政架構。例如日本在發展東京都市圈時，建立了總理府下屬、建設大臣領銜的首都整備委員會，實際就是用以協調東京與周邊地方的行政關系。當前長三角地區設立了長三角一體化辦公室，但上海和毗鄰縣級市的協調機制還有待建立。

二是在經濟層面，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稅制結構。合作模式方面，當前中國存在一些共同開發經濟區、飛地經濟的實踐，都是依托都市圈集聚效應提供創新能力、服務能力支持，而把實體生產放在周邊地區；稅制結構方面，要適當調整增值稅與消費稅、所得稅、財產稅比例。

三是在地方政府的考核機制層面，考核指標要逐步轉向多元化。接下來基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功能要逐步弱化，尤其在一些人口流出地區，政府的考核指標要向公共服務提供水平、居民生活滿意度、生態水平等方面轉變，根據地區的比較優勢和發展可持續性進行設置。

南方財經：在新的城市發展趨勢下，城市群與城市群如何差異化發展？

陸銘：我們有一篇即將發表的文章談到了這一點，這篇文章提出了中國的“雙重中心-外圍模式”概念。

所謂的雙重中心，是以從沿海的核心大城市出發，比如上海、深圳、北京與天津，以內地到沿海的距離為第一重維度；以中心大城市為核心，包括鄭州、武漢、重慶、成都、西安，以到這些中心城市的距離為第二維度。距離上述兩重中心的距離越遠，地方的經濟總量發展動能就逐漸衰竭，構成了一種兩重的中心-外圍結構。

從地理層面來看，不同區域城市群的區位特征就能在這一結構中得到體現，例如同為內地城市群，武漢城市群較重慶和成都更接近沿海中心城市，因此在產業發展配置中就存在不同的特征。而同為制造業發達的沿海城市群，長三角與珠三角中，珠三角的新興“黑科技”產業相對發展較快，而大飛機、航空航天等涉及國家職能的“重器”產業，則更多以上海為中心布局。

由此，地理層面的區位差異與所處城市群網絡的產業鏈分布差異，都決定了特定城市群的發展優勢所在，未來城市群之間的關系，也將呈現一種差異化發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