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MBA教育網訊】周其仁教授在20年前為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第一集所寫的書評中，用萬余字的篇幅詳細闡述了他對科斯研究方法的一些見解，提出有三個關鍵詞在科斯方法論中占據重要地位，分別是真實世界、約束條件和一般化，即到真實世界中去尋找問題、重點研究約束條件以及努力把認識一般化。而他個人依托中國改革的經驗對產權與制度變遷的研究，正是始終以此研究方法為指導，也是以此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絕好典范。

      在他經典著作《產權與制度變遷》的最新改版《產權與中國變革》一書中，周其仁教授把曾經收錄的這篇文章特地提到了開篇的位置，并指出：“固守此種既不時髦也不流行的方法論，還是開門見山交代一下，比較妥當。”

科斯方法論簡評

      科斯有一個迷人的特點：他的研究成果總也造不成“立竿見影”的“轟動效果”。讀者一定知道，科斯在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性質”，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被經濟學人刮目相看。后來大行其道的“交易費用”概念，據科斯自己回憶，形成于1932年。其時，科斯還是一個中國人所講的“小年輕”，在英國一家經濟和商業學院里擔任“擔心備課達不到水平”的助理講師。五年后，論文發表，師友學長中有人前來道賀，但竟無一人討論科斯的新見解。當時看好這篇論文對經濟學發展具有異常貢獻潛力的，好像只有科斯自己。

      20世紀50年代，論文被選入美國一本重要的價格理論文選；60年代，有人在腳注里加以引證；70年代，開始有人討論；直到80年代，引證和討論才突然與日俱增，以致比“以前40年的總和還要多”。1991年11月，當科斯在斯德哥爾摩為他在交易費用、產權、企業合約問題上對經濟學的貢獻而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他已經80多歲高齡，垂垂老矣。

年輕時代的科斯與晚年科斯

      不過，即使在科斯名揚學界之后，還是少有人談到他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貢獻。我們看到，無論行家里手們同意還是不同意，“科斯定理”已經被廣泛“考慮”過了。“交易費用”概念，有人闡述，有人運用，有人批評，也已經廣泛地，甚至過于廣泛地被“考慮”了。“社會成本問題”的思想，對產權、商業糾紛、環保和其他公用財產的利用，以及一切具有所謂“外部效果”的合約問題的深遠影響，更是有目共睹。

      但是，科斯何以得出這些影響和改變當代經濟學的成果來的？科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過人之處？這些問題就少有人問津了。一個原因可能是，在科斯簡白的“散文”式論述中，似乎根本就沒有什么高深的研究經濟學的方法。潮流好像就是寧肯為崇拜“高深”而誤入歧途。也許需要另一個40年，科斯“研究真實世界”的質樸手法才會引起應有的注意。

      其實，科斯1937年的論文恰恰是從經濟學的方法論開篇的。開門見山第一段，科斯就指出，過去的經濟理論“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說明其假設而備受困擾”，并批評許多經濟學家在建立一種經濟理論時，“常常忽略對其賴以成立的基礎的考察”。在開篇第一段落里，科斯中心闡明經濟理論賴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設（assumption），不但應當是“易于處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須是“真實的”（realistic）。

      據科斯自己在1987年的一次講演中推測，多數讀者都忽略了他的這個方法論的意見，以致在閱讀時會跳過這個段落（而一位叫Putterman的編輯更在一次再版此文時將這一段落全部刪去）。

      我們當然不得而知，有多少中國讀者在閱讀此文時跳過了這一段。我自己的經驗是，雖然讀過這一段，但還是忽略了科斯的獨到見地。因為我曾經誤認為，科斯的這段話無非是客氣地引用——并同意——20世紀30年代在英國赫赫有名的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的論點。后來，當我讀了科斯在1987年的講演稿，才知道科斯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意見基本上與羅氏相左！因為羅賓遜在“經濟學是一個嚴肅的主題”（1932）中的主要論點，恰恰是經濟學的前提性假設必須易于處理，如果我們能處理的假設是不現實的，我們也只能別無選擇地用這些不真實的假設。

      科斯當時就反對經濟學的研究可以為了其“易于處理性”而犧牲前提的“真實性”。科斯明言，他的目標是發現一個既真實，又易于處理的前提性假設。

      這里所謂“易于處理”，就是指易于運用經濟學累積的知識和分析技巧來處理要研究的問題。這一點當然重要。因為在一個分工的知識結構中，專門學科的知識和分析技巧的累積對于提高認識的效率有重大意義。如果每一時代的經濟學家，都“原創地”選擇一些完全無法運用經濟學已經積累起來的知識作為前提性假設，并在這些假設下開展研究工作，那么經濟學根本不能形成任何可累積的傳統，也無法作為一門學科來發展。

      科斯并不反對假設的“易于處理”。他反對的只是把“易于處理”作為選擇前提性假設的唯一條件，特別是反對為了“易于在經濟學上處理”而不惜犧牲前提的真實性。在科斯看來，這種為了易于處理而放棄真實的傾向，已經導致如下不良傾向：“當經濟學家們發現他們不能分析真實世界里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他們就用一個他們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來替代。”如果經濟學家都如此“經濟”地生產論文和著作，他們會有助于我們理解真實世界里的問題和關系嗎？

      科斯選擇的是一個相反替代：用真實的前提替代想象的世界。他要的是一個“既真實，又易于處理的”前提性假設。科斯自己的工作為此提供了一個范例：

      在科斯之前，經濟學已經累積了關于市場交易和價格機制的大量知識和分析技巧。但是，以往經濟學的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性假設是，市場交易和價格機制本身沒有費用。在這個不言自明的前提下，人們不僅無從理解真實市場里的一些復雜組織和合約（如企業），而且對這些在現代市場經濟里日趨重要的現象視而不見。科斯首先修訂了“市場交易的零成本”假設，代之以一個“交易費用為正”的真實前提，然后將組織（企業）同（交易）費用分析連接起來。到了這一步，真實世界里的企業和其他復雜合約，就變得在經濟學上“易于處理”了，因為經濟學以往累積的知識和分析技巧（特別是邊際分析），都可能用來分析被以往經濟學忽略，但在真實世界里卻大量存在的組織和合約。

科斯方法論的“三個關鍵詞”

      我們不免進一步要問：怎樣得到一個“既真實又易于處理”的前提性假設呢？對此，科斯在1937年可是半點天機也不曾泄露。要到50年后，科斯詳盡交代了寫作那篇論文的起源、含義和影響，我們才可以從中領悟到科斯所取方法的由來。以下三點是我體會到的關鍵：

在真實世界里找學問

      據科斯自己講，他的經濟學訓練主要是在商學院里完成的。商學院的一個特點是注重實例研究（case study），也就是通過真實世界里發生的故事來研究理論。因此科斯一邊跟著普朗特教授學習價格機制，一邊對英國公用事業的經濟問題下功夫，并且累積了研究真實企業所必要的知識（如商法、產業組織、金融和會計）。

       可能正是這種“兩線學習法”（一線理論，一線實例），使年輕科斯一上手就“碰”到問題：如果價格機制可以自動配置資源，為什么還有不同的產業組織？后人可以看得清楚，科斯能夠“碰”上這個問題是經濟學發展的大幸。當時也許有許多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要是科斯沒有對真實的企業下過功夫，他斷然“碰”不到問題，或者“碰”上了也會擦肩而過。事實上，科斯的使命感使他不但碰上問題，而且碰上就抓住不放，盡管當時“著名經濟學家”們根本不討論這類問題，已有文獻也不把這個問題當作經濟學問題。

      那么，如何尋找“在價格機制起作用的現實世界里企業存在的原因”？下面這句話我認為可圈可點：“我嘗試著從工廠和公司的辦公室，而不是從經濟學家們的著作里找尋企業存在的理由。”這就是科斯的態度。他為此在1932年利用倫敦經濟學院提供的旅游獎學金，安排了一次遠渡大西洋的游歷，去考察美國的企業和產業組織。

      科斯在美國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訪問工廠和公司的主管，通過與“真實家伙們”的交談來發現他腦中揮之不去的疑問的答案。科斯為此可不吝嗇時間，也不怕因為刨根究底式的收集實際資料而“弄臟了自己的手”。作為年輕學人，科斯當然也訪問了美國的學院和書齋，不過他只用“很少的時間去聽課”。即便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奈特教授的課程，科斯也不過旁聽了幾次而已。科斯關注的問題不是從先輩學者的著作里找到的，因此他也不指望從現成的著作里找到現成答案。1932年的美國之行，使科斯果然從工廠和公司的辦公室里發現了市場里為什么存在企業的理由。回到英國后，科斯在1934年寫下了他的草稿。三年后，這篇幾乎未經修改就發表的草稿，就是今天舉世皆知的“企業的性質”。

重點調查問題的約束條件

      真實世界五光十色，因此到真實世界里求學問絕非一件易事。科斯的法門是，著重調查問題的現實約束條件。他到美國調查企業時，心中想的是市場里為什么存在企業，但問出口去的卻并不是“貴企業為什么存在”這樣可能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問題。科斯到處發問：“企業在什么條件下購買產品，在什么條件下運用這些產品的要素來自己制造？”這其實就是在調查企業存在于市場的約束條件。

      我們知道，科斯不用“虛例”而偏愛用實例。“虛例”是想象世界的簡化，比如在經濟學著作里屢屢出現的“孤島上的魯賓遜”之類，其好處是“易于處理”，用得好可以有助于說明復雜的理論。但虛例的危險性在于可能完全不反映問題的現實條件。試想問題都“虛”掉了，答案怎么可能增加人們對真實世界的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