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MBA教育網訊】90年代初，當MBA教育剛在中國大地生根發芽時，我院的MBA教育發展也歷經曲折……“從理論轉向實踐、從本土到國際，MBA發展的20年，也是我進步的20年。”錢世超老師“以身試法”，親歷坎坷，銘記榮光。

第一次轉身：從“學術高地”轉向“實戰互動”

      1985年7月，錢世超老師進入華理管理工程系工作，那時的商院前身僅有老師十余人、辦公室七八間。“那個年代，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也很普遍的現象，在企業里，很多處于管理崗位上的人實際上不具備管理科學的知識，他們擁有的是其他學科如機械制造等方面的專業技能，他們亟待管理思想、管理理論與管理方法的提升。基于社會的需求，培養企業在職管理人員就成為當時管理工程系的重要工作。92年左右，引入國際成熟培養方法成為各大院校管理專業的呼聲，MBA培養模式開始在部分院校管理專業試點。雖然MBA是個舶來品，但是它強調將專業背景出身的人培養成真正的管理者，這真正呼應了時代的需求。”華理MBA在時代的洪流里，氤氳著。

      1997年，華理獲國務院學位辦批準，成為全國第三批MBA培養試點院校，1998年正式招收第一批學生，“那一年有160余位學生報考了華理商學院，最終錄取了約30多位學生，對第一屆的學生我到現在都印象深刻，在課堂里，每一位學生的名字我都能脫口而出。”回憶起首屆學生，錢老師的眼神總是迸發著回憶的喜悅和光芒，“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很成功，做老師的，最大的幸福莫過于此。”

      然而伴隨著MBA教學工作的開展，錢世超老師很快便發現辦MBA比辦普研教育難，一缺辦學經驗、二缺師資、三缺資金，這三缺使得MBA在華理的發展步履維艱。

      “那時我們很多老師都不適應給MBA學生上課，老師們長期在學術領域做研究，重理論而輕實踐，這恰恰和MBA學生的需求不相吻合，MBA的學生有想法、重企業實踐、實操效果，于是，學生們就質疑，質疑老師的上課能力，要老師下課。”2000年開始，錢世超老師開始擔任商學院的常務院長，這件事，常常使他心亂如麻，頭大犯難，“沒辦法，我只好親自去旁聽課程，看看到底出了啥問題，回來再去找任課老師談，請他們根據學生需求改進，改進不了的，學生又鬧得厲害的，只好叫他們下課。”

      就是這么難，在MBA教學上先天不足，只好后天來補，錢世超老師發現，互動式的教學方法更對MBA學生的口味，“他們不像本科生、也不是普研，他們不是一張白紙，相反的，他們有很多想法，有時候提出一個問題，他們可以在課堂上和我來來回回互動探討整節課，這種開放式的、注重實踐的教學方法是MBA的學生迫使我轉變、進而掌握的。”

      很快地，錢世超老師課程小組的幾位老師聞風而來，效法他開放互動式的教學法，“這期間，我們還經歷了粉筆和PPT的幾度轉變，教學初期條件有限，我們的老師都是一根粉筆走天下，洋洋灑灑就是一節課，再后來，有了多媒體設備，我還親自去學習，培訓了我們的老師制作PPT使用多媒體，發展到今天，又有了回歸粉筆時代的苗頭，為啥？因為我們發現PPT局限思維，照本宣科的教學師生都疲軟，粉筆更能激發思維，課堂的互動、交流也更加活泛。”

      從學術高地到實戰互動，錢世超老師和華理MBA，經歷了第一次歷史的轉身，自此，再無“唏噓下課黨”，自此，奠基“學生本位觀”。

第二次轉身：從“土生土長”轉向“國際接軌”

      MBA教育發展伊始，一直是“土生土長”的思路，“我們用自己的老師、在自己的地方、培養自己的學生。但是MBA終究是個舶來品，舶來了名頭，卻沒舶來內核，這也是我們發展處處掣肘的原因之一。”

      2000年左右，中國進入了新時代，華理MBA的發展也在這一年進入了新紀元。錢世超老師開始洽談國際聯合辦學，“談了不下三十家海外高校，這里面困難重重，教育是帶有一定主權特性的產物，它不僅需要資金的支持，而且各國的學校都需要符合本國的法律法規。所以在洽淡合作辦學的過程中，國別上的隔閡和矛盾多如牛毛。”

      “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大學是這其中唯一一所洽談成功的，我記得我和對方代表在酒店一人一杯咖啡，就這樣聊，聊了很久，才找到這么唯一一所在關鍵問題上有協商可能的海外高校。”同年，我校與堪培拉大學正式合作開辦MBA教育項目并正式招生，第一年就招了四十余人。

      “當時中澳MBA項目的12門課程，采用6門澳方授課，6門中方授課的方式，打開了我們聯合辦學培養的第一步，也為我們汲取國際先進教學方法奠定了基礎平臺，這是我們探索MBA國際化內核的第一步。”

      從土生土長到國際接軌，錢世超老師和華理MBA經歷了第二次歷史的轉身，自此，華理MBA“皮相內涵君皆有”。

后記：

一個人的一生，沒有幾個二十年，

華理MBA的一生，還會有無數個二十年；

謹以此文，致敬每一位為華理MBA默默奉獻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