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2日，中大將迎來建校100周年。近日，圍繞本科教育的通專結合、“預聘—長聘制”改革、中大未來的學科布局挑戰，高松校長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高松：新百年，中山大學要從“大”到“強”

今后一個時期，中大發展的核心挑戰是如何在規模穩定的情況下，加快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穩步邁進世界一流前列。

中山大學校長高松 攝影/肖遙

剛到廣州時，中國科學院院士高松立刻感受到嶺南之風的特別。他對廣東的開放、包容與務實印象深刻，他發現，浸潤在這樣的土壤里，嶺南的大學也有同樣的氣質。

2021年11月，高松南下廣州三年后，調入中山大學（以下簡稱“中大”），開始執掌這所“華南第一學府”，擔任校長、黨委副書記。彼時，他才第一次有時間沉下心來逛一逛康樂園，這里是中大在廣州的南校園，校內有著眾多保存完好的百年老建筑。

紅磚綠瓦的懷士堂落成于1917年。2023年4月，高松和來訪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堂前合影。再往回溯源100年，1923年12月21日，孫中山曾在懷士堂作長篇演講，勉勵學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做事的文化”自此成為中大重要的精神傳統。

1924年，中大的前身國立廣東大學于中華危難之際由孫中山親手創辦，百年來，這所大學已發展成為廣州、珠海、深圳三校區五校園辦學，擁有文理醫工農藝齊全學科布局的綜合性大學。隨著中國高等教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與AI浪潮的沖擊，以及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的提出，今日的中大也迎來新的挑戰和機遇。

南下之前，北大化學系出身的高松，曾擔任北大常務副校長，分管北大的學科建設、本科與研究生教育。2022年起，高松結合中大自身特點，把北大的一些改革經驗結合實際融入中大，同時開始推進多項針對教師、學生和院系的改革。

“好的專業教育

一定也是好的通識教育”

《中國新聞周刊》：到今年11月，你任中大校長正好三年，能否談談你眼中的中大有何特殊的風格與氣質？

高松：中大校友陳平原曾經總結廣東的風格是“生猛且務實”，能開風氣之先，敢于第一個吃螃蟹，中大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我剛來學校，就立刻從文化層面，感受到整個學校的包容、開放與務實，這既是受嶺南文化影響，也與中大自孫中山先生處繼承的精神傳統有關。

《中國新聞周刊》：調任中大校長后，你曾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在各校區與院系調研，調研結果是怎樣的？中大存在哪些優勢與短板？

高松：我調研后發現，中大的學科布局很齊全，但是不同學科間的發展并不均衡，在學科布局、本科教育和教師隊伍這三個方面有較大改進空間。

大學的中心任務是人才培養，而人才培養要依靠教師。所以，學校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實際上就應圍繞兩點，一是學生的健康成長，二是教師的學術發展。各項制度和改革的最終目標，都是盡可能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激發教師的教學熱情和科研興趣。2022年5月，我到中大后的第一次春季工作會上，主要討論了兩個重點問題，就是本科教育改革和教師人事制度改革。

首先是本科教育。我到中大前，中大實行跨院系大類招生、大類培養。所有一年級新生都在廣州南校園按照學科大類學習一年，然后分流至各校區的具體專業。近幾年，國內很多大學都從原來的按專業招生，改為按大類招生，但是，因為中大的招生規模比較大，學科體系非常齊全，有的大類比較大，大類下的具體細分又不盡合理。

美國的本科一直采取前兩年大類打通的通識教育模式，但問題在于：中國是否也有成熟的條件來實行這一模式？我們國內的專業教育傳統目前仍然比較深厚，非要“打通”形成一個很大的所謂“類”來劃分學生，老師、學生與家長都還很難適應。而且，“打通”只有一年時間，一年級末要再進行分流，許多學生形容經歷了一次“高四”。

這種情況下，大類招生沒有真正體現出通識教育的優勢。我認為，對中國的很多大學來說，實行過于大類的招生還有些“超前”。中大從2022年秋季開始，取消了跨院系招生，回歸按照院系口徑招生的傳統模式，但同時，全校一年級還是采用集中大類培養方案，這是我們的堅持。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在兼顧專業教育的情況下進行大類培養，如何通過本科教育改革來實現通專融合？

高松：我很贊同清華大學錢穎一教授的一個觀點。他說，中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是“均值高、方差小”，也就是平均水平不低，但杰出人才不多。我們當下的人才培養思路，一定程度上仍延續著20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之后的蘇聯模式，總的思路依然是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有組織地培養當下所急需的專業人才，這種模式，在當時是有效的，為國家工業行業體系的建立培養了馬上可以派上用場的人才。事實上，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是不斷變化的。當前人才培養的最核心挑戰，是培養學生應對不確定未來的“一般性能力”。

何謂“一般性能力”？首先，是自我學習的能力，即學習力；其次，是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思想力；最后，是行動力。這三者不是簡單地相加，而是相乘，其結果便是創造力。在此基礎上，下一個問題是怎樣激發學生去形成這些能力？錢穎一曾有一個公式：創造力=知識×好奇心和想象力。好奇心可以作為動力的來源，但僅有好奇心不夠，還要有價值追求。因此，我們要塑造更好的通識教育體系，引導和培養學生更高遠的價值追求，特別是把通識教育融入專業教育，也就是通專融合。

對于通識教育，我們常常會有一些誤區，覺得開幾門通識課、增加一些導論性的課，就算是通識教育了。實際上，通識教育應當融入專業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我認為，即使是一門專業課，只要有助于學生自我學習能力的培養，對他形成價值判斷和獨立思考有啟發，也就達到了通識教育的目標。因此，學校在遴選通識課程時，也要關注不同院系的核心專業課程。好的專業教育一定也是好的通識教育，通識課和專業課不是割裂和對立的。

中山大學王猛教授團隊首次發現液氮溫區鎳氧化物超導體，在基礎研究領域實現重大突破 攝影/伍鈞浩

具體到改革上，學校正在研究建設若干全校性核心通識課程。我認為有三個方面尤為重要，一是人工智能，這是面向未來社會的必備知識技能；二是邏輯課，從小到大，我們缺乏專門的邏輯教育課程，但邏輯對于各科學生都是很重要的基礎素養；三是寫作課，在老師短缺的情況下，也許AI可以提供些輔助。我們將從校級層面集中力量去推進這三方面的核心通識課程。

另一項很重要的改革，是核心專業課的開放共享。我們原來的課程體系比較封閉，一個院系好的專業課很少開放給別的院系學生共享，因為無論人才培養還是教師科研，都是以院系為基本單元，其他院系的學生來選課，涉及本院系老師的貢獻、績效等切身利益問題。目前，中大正推動分步開放共享，這需要一個過程。同時，我們鼓勵院系間更多地合作與融合，比如可以共同建設一些學科交叉的教育模塊項目。這些做法的核心目的，是給學生更多主動選擇的余地。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理解“選擇的余地”？最近很多學校放開轉專業的限制，是否也是一種可行的做法？更進一步說，如何讓學生盡量跳出現有專業和院系框架，做出更多元的探索？

高松：中大目前已經放開了對轉院系專業的限制，實施“零門檻”轉出制度。過去，成績不好的學生不能轉專業，但他們學不好，可能正是因為對所學專業不感興趣。在轉入上，中大仍有一定考核標準和程序，重點考察學生對轉入專業的學術志趣，及其相應的專長和發展潛質，不再簡單設置原專業績點排名等門檻。同時，放寬轉專業的接收名額限制，學校已明確規定，各院系接受轉入的學生人數占本專業（類）同年級人數比例較以往增加一倍。學生選擇權的增加，也給院系帶來了壓力，如果本科教育做得不好，學生就容易流失。因此，改革的成效之一，是促使各院系更加重視一年級的本科教育。

我在北大擔任教務長期間，2013年的教學研討會上，大家總結歸納過去二三十年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經驗，提出了十六字方針：加強基礎、促進交叉、尊重選擇、卓越教學。這一人才培養理念同樣也適用于中大。其中的尊重選擇，關鍵是要給學生更多選擇的自由，包括學部內的自由轉專業、全校自由選課和個性化的培養方案等。這么做的前提，是專業學分的“減負”。因此，我們強調，每個專業的核心課程要進一步凝練，不要把學生的時間塞得滿滿的。

理想情況下的改革，是實現完全學分制，即學生按照一定的規則和要求自主選擇課程、學業進度和畢業專業，學校根據專業培養方案要求審核畢業資格。這在歐美部分國家是通行做法，但在國內推行，時機還不成熟。除了課程和教師的資源限制外，另一個比較大的限制來自學制，我們現行四年制學制，超過四年的學生如果比較多，學校的資源包括宿舍等都會不夠。

實際上，這種培養模式要以健全的選課制、導師制、目標管理和彈性的學習年限為保證。當下，中國大學的本科教育正處在轉型期，雖然完全學分制的條件尚未成熟，但我認為，這應該會是未來大學本科教育改革的一個方向。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未來一個時期，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比較大的難題，就是如何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實現因材施教的高質量培養。

“‘非升即走’的重點不是‘走’，

而是‘留’”

《中國新聞周刊》：除了本科教育改革外，中大目前在推行的與國際接軌的“預聘—長聘制”（tenure track）改革，進行到了哪一步？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青椒”（青年教師）開始反思“非升即走”的利與弊。對此，你如何看？

高松：“預聘—長聘制”，現在常被稱為“非升即走”，但這只是一個表象，并未觸及其實質和目的。實際上，“預聘—長聘制”的核心理念，是在提供充分資源保障的前提下，吸引和支持有學術潛力的青年學者，讓他們在一個較長的評估周期內，獨立而專注地發展新的學科與研究方向，成為這個方向的學術帶頭人。

2023年改革前，中山大學新引進的青年學者一般認定碩士生導師資格，改革后所有理工醫科的青年學者，即使是預聘助理教授也可以擔任博導。對所有新引進人才，學校都提供較高的科研啟動經費，不少院系還提供配套支持。

和北大稍有不同的一點是，中大的“預聘—長聘制”允許預聘助理教授在到崗的第2—4年，申請晉升預聘副教授，獲得崗位等級和薪酬的提升。網上有評論說這是“兩次‘非升即走’才能拿到長聘”，其實是一種誤解。這個制度設計，是為了給青年學者在預聘期內多一次晉升機會，坦率說，也是為了增強中大對頂尖青年人才的吸引力。近年來，國內高校為了吸引人才，在“預聘—長聘制”的制度設計上采取了各種辦法，有一些學校在預聘期直接給青年學者“教授”或“研究員”頭銜，但是本質上還是處于“預聘”階段，他們必須要通過屆滿（tenure）評估才能獲得“長聘”職位。

我始終認為，對于“預聘—長聘制”而言，“非升即走”的重點不是“走”，而是“留”。2023年，我去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訪問交流，該校全面實施“預聘—長聘制”已超過十年，新體系引進的教授已超過全體教授的1/4。校長托馬斯·霍夫曼教授說起這個制度，還是很興奮，說在該校預聘的青年學者里能留下獲得長聘職位的人在80％左右，這個比例應該和北大差不多，也是中大未來的目標。

《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一條關于中大六年引進8000人的新聞，后來在青年人才中引發了熱議。他們認為淘汰率太高了，而認為中大是在“割年輕博士的韭菜”。這背后的真實情況到底是怎么樣的？

高松：據我所知，引起廣泛討論的所謂“6年引進8000多青年人才”是包括了學校6年內聘任的各個類型的所有人才，含專任教師、專職科研人員（包括每年超過800名進站博士后）、實驗技術員等各系列人員。

2015年，中大提出“進入國內大學第一方陣”的目標，啟動“人才強校”戰略，開始大力推進新工科建設，大規模引進人才，實行“百人計劃”，設置了領軍人才、學科帶頭人、青年杰出人才和優秀學術骨干等四類崗位，他們絕大部分在考核期滿后順利留校。最初級的教師崗位是助理教授，這類崗位形式上接近“非升即走”。目前我們正在推進的“預聘—長聘制”改革，與“百人計劃”相比，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給新引進的預聘階段青年學者提供的資源、條件和待遇更好。

另一類專職科研系列人員，包括博士后，來校后獲聘特聘研究員或特聘副研究員。這類崗位是一種短期的流動性崗位，只有極少數人達到一定條件后能轉為副教授。不過，按國際慣例，專職科研人員一般都是用項目資金來支持其研究，學校主要是提供平臺；但中大當初是由學校來提供經費，支持他們研究。后來我們也認識到，這一模式不可持續。目前，這類專職科研人員在學校里已經很少了。

我們現在的人才引進邏輯是“在精不在多”，用有限的資源集中支持有潛力的青年人才，特別是高層次青年人才，學校對青年教師的期許是要他們成為杰出的學者、科學家。2023年，學校開始全面推行“預聘—長聘制”改革，當年引進的159人，其中國家級高層次人才占比達14.5％，高層次人才比例明顯提升。

《中國新聞周刊》：青年人才要成為杰出的科學家，一個重要的前提是能獨立進行研究。美國高校的“預聘—長聘制”，之所以能最大程度地激發年輕人的積極性，就是因為在一系列條件保障下，年輕人在學術上可以和資深教授“平起平坐”。但在國內目前的學術生態下，大部分大學很難做到這點。對此，中大的改革是否有所突破？

高松：慕尼黑工業大學的霍夫曼校長也提到了這點。他說，以前青年學者來了，更多是“幫大教授打工”，很少能獨立地做自己的新研究，他們改革后，情況已經完全變了。我也希望中大可以實現這個目標，每個新入職的青年學者都能成為獨立研究組負責人（PI），目前我們正在努力。

部分工科院系對此有一些討論，認為工科都是大項目，需要招人來共同完成。但我們要認識到大學不是研究所，教育也不是單純做項目，我們要讓青年學者發展出自己的特色方向。如果所有學者都去做同一件事，大學還怎么做原創性研究？

所以，每個大學都需要思考，如何在“有組織的科研”和“自由探索”間進行平衡，我希望中大既能通過有組織科研做出重大成果，又能通過激勵學者的自由探索，在原創性科學發現方面有突出建樹。理想的情況是，把個人興趣驅動與目標導向結合起來，把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中提煉出來的重要科學問題，轉化為師生的研究興趣。

“從擴大規模過渡到提升質量”

《中國新聞周刊》：近幾年,中大的戰略重點是發展新工科，并將主要的工科學科放在深圳校區，為何這么做？對沒有太多工科傳統的中大而言，發展工科的主要挑戰是什么？

高松：中大曾經是工科齊全的，1952年院系調整分出去了。2001年中大和中山醫科大學合并，成立新的中大，文理醫為主，工科偏弱。近年來，為了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攻克關鍵的“卡脖子”技術難題，同時也為了使中大發展成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學校加快了新工科建設。

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

新工科主要布局在深圳校區，一方面，是考慮到深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蓬勃發展，能為新工科建設提供豐沃的土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深圳市對中大深圳校區的大力支持。深圳校區建設之初，深圳方面最想發展的是醫科，因為其認為當地的醫學教育發展還不夠充分。中大和深圳達成一致：在深圳校區辦醫學院，同時布局新工科。近年來，經過大力發展，我們的工科教師已占專任教師的三分之一，中大工科的整個架構基本搭建起來了，而且取得不錯的發展，但也面臨一些新的挑戰。

中大的工科專業已覆蓋了制造、能源、材料、環境、化工、土木、航空航天、計算機與電子等各個方向，但還沒有凝練出自己的特色。和醫科的結合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方向，比如“智能+健康”就是學校希望重點發展的一個領域。不僅工科，學校希望未來幾年能推動校內各個學科跟醫科開展交叉融合，形成獨具中大特色的一個優勢。

《中國新聞周刊》：跨學科交叉方面，中大都采取了哪些新的舉措？效果如何？

高松：學校正在推進的學部制改革是一個有益的做法。2023年起，中大先后成立了人文學部、社會科學學部、經濟與管理學部等七大學部，形成了“學校—學部—院系”三級學術治理體系。這種制度設計有利于統籌同一學部內部學科間的學術評價標準、教師評聘標準等，便于促進跨院系、跨學科的教育和研究。同時，我們也鼓勵學部之間交叉，孵化新的學科增長點。

不過，學部制改革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大不同校區之間，學科發展與人才培養水平不均衡的問題。過去幾年，隨著學校校區增加，一些新建院系為了短期內快速補充老師、滿足教學需求，招人的門檻有所降低。有了學部這一層級的統籌后，任何校區的人才引進、晉升評審都要經過學部組織專家統一考核，確保標準接近。對于中大這種多地辦學的格局，這種做法很有必要。同時，促進交叉方面，學部制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此外，學校還創新性地出臺了跨院系兼職的政策。一位學者可以同時有一個主聘單位、一個從聘單位，兩個單位協調如何評價這位學者的成果，以及安排分配教學科研任務。不過，目前，這個計劃實際覆蓋的人還不多。坦率地說，中大推動學科交叉融合，難度比一般學校要大一些，因為我們的師生規模比較龐大，為了保證學校整體平穩地發展，目前對原有的院系格局很難進行根本性的調整，但可以先進行局部的調整。

《中國新聞周刊》：根據中大2021年發布的學校“十四五”規劃，“十四五”時期的主要目標是穩居“國內高校第一方陣”。目前，這一目標是否實現？面向下一個百年，中大如何確立自身的定位與新的長期戰略目標，核心挑戰是什么？

高松：從客觀數據看，中大已穩居“國內高校第一方陣”。中大的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ESI）全球排名從2021年的第127位上升至2024年的第73位，在內地高校位列第5位，11個學科進入前0.1％。但在QS、US News等主觀聲譽評價占比較高的國際排名中，中大仍不太靠前，也還比較缺乏在國際上特別有影響力的學者。

今后一個時期，中大發展的主要戰略目標，就是從擴大規模過渡到提升質量，核心挑戰是如何在規模穩定的情況下，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獲得更多資源支撐學校邁進世界一流前列，擺脫別人眼中“大而不強”的印象。

一是聚力建設若干高峰學科，持續加大資源投入力度，同時吸引更優秀、更有潛力的學者加入，讓他們在新興、交叉領域做出特色和優勢；二是堅持“四個面向”，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和科技自立自強，深度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毗鄰港澳也是中大的一個區位優勢，多所香港大學進入珠三角，對中大的發展是一個機遇。今年10月14日，中山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正式揭牌運行，重點發展生物醫學、應用數學和人文社科交叉三個領域，面向全球延攬頂尖人才，也是我們扎根灣區、創新發展的一次積極探索。

一百年前，中山先生親筆題寫了中大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簡言之，就是學問、思辨、行動。中大有著開放務實的一面，但與此同時，也有些“小富即安、安于現狀”的思想傾向。因此，中大百年校慶的主題是“世紀中大，山高水長”，其中“山高水長”出自中大校歌，也體現了中大人的遠大抱負。面向新的百年，我們既要繼承傳統，守正創新，也要追求更加卓越的發展目標，要努力從“大”到“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