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曉宇

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當前，已有許多思考和研究針對本次疫情如何更好地應對，如何更好地幫助個人、企業從疫情中快速恢復。然而，也應該看到疫情和其他公共突發事件類似，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效應。疫情必將過去，但在后疫情時代，創業生態系統能否進化到可以充分應對未來各類不確定環境，很大程度取決于創業生態系統中各類主體集體認知的重構：創業生態系統不僅是一個商業導向的生態系統，更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后疫情時代，針對企業、政府以及各類組織應該如何協同推動創業生態系統進化，建議如下：

第一，不確定性是當前及未來很長時間的“新常態”，企業與各類主體必須基于不確定性的原則構建組織的管理體系，管理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生態關系。賦能比控制，更適合不確定這個“新常態”下的組織管理；共生、共棲、寄生將和合作、競爭一樣，將成為組織之間的重要關系。

第二，后疫情時代，活下來的企業在一定程度代表了創業生態系統進化的方向。本次疫情對于企業而言，是一次“隨堂考”、“隨機體檢”，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活下來的企業將會變得更強大，免疫力更強，韌勁更強；它們不會在預測上浪費資源，不會在不必要的控制上浪費精力。它們將更從容應對不確定，更樂于接受“意料之外”。它們會更加善于從不確定中發現商機，更加敏銳捕捉社會剛需，更擅長利用手頭資源即刻行動，更樂于與創業生態系統其他主體協同創造社會價值。

第三，比起救助，后疫情時代的企業家更需要一個公平的“起跑線”、成本更低廉的基礎設施和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商業倫理的制度環境。后疫情時代，政府有必要通過減稅等各項措施幫扶企業，尤其是有著“新進入者缺陷”等先天不足的新創企業。然而，從生態進化的視角，一些早就病入膏肓的企業，即便未遭遇疫情，它們也終將會被淘汰。一位真正的企業家更需要的是，完善且成本低廉的基礎設施以及鼓勵企業家精神、公平的制度環境。企業即便沒有挺過這次疫情，但企業家將從這次疫情中免疫，去努力創建可持續發展的新企業。政府應該扮演好生態賦予的角色，完善制度、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讓資源加充沛流動；讓病入膏肓的企業“體面”死亡，讓殘留的資源能夠得到再次的利用；讓由于疫情關門倒閉的企業家不必背負失敗的污名，鼓勵他們重整旗鼓，再次創業。

第四，后疫情時代，企業、風險投資不應該追逐熱點和風口。相反，一個具有韌勁的創業生態系統中，企業家在捕捉商機方面應該極具“個性”。后疫情時代，許多企業家將從那些從疫情中獲益的企業身上看到“曙光”，通常會反應過度，追逐風口。然而，這必將降低創業生態系統的反脆弱性。混沌大學創始人李善友教授在他的課程中介紹一個生物學概念，叫做“側支盲端”。過去認為，生物進化是從低等生物開始，階梯式地從一個物種進化為另一個物種。后來發現并非如此，一個物種一旦形成，永遠不會發生變化，直至物種滅絕，走向盲端，也就是死路。物種之所以會滅絕并不是因為物種能力下降，不能適應環境。恰恰相反，每一個物種走到后期，能力不降反升，能力越強，基因相似度越高。然而，生物進化的動力是自然選擇，自然選擇的前提是個體差異，如果個體一致，進化停止，必將走到滅絕。新物種不是原有物種的轉變，而是原有物種的異端和側枝自己生長出來的。后疫情時代，企業家要意識到，從自己的特點出發，從既有產品和商業模式的“異端”和“側枝”識別那些適合自己的個性化商機，無論這個機會目前多小、多邊緣。

創業生態系統中各個主體從互動中創造機會，推動創業生態系統不斷進化。無論疫情當前，還是后疫情時代，每一個主體都應該認識到共存、共生、共創是生存的底層邏輯。只有當企業、政府、各類組織和個人意識到創業生態系統不是一個商業利益共同體，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克服“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悖論，才能從疫情收獲智慧，推動創業生態系統的進化。 

于曉宇教授簡介

       于曉宇，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上海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從事創業與創新管理研究，擔任《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等期刊編委。累計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項，在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等國際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先后入選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2017）、青年東方學者（2016）、曙光學者（2015）等人才計劃。